(一)法益的内涵与法益关系错误说的立论基础 法益是刑罚法规的保护对象，刑法之所以要保护法益，是因为作为法益客体的外在存在物对作为被害人的人(法益的保有者或者享受者)具有某种价值，所谓法益，实质就是作为被害人的人与作为法益客体的外界存在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

当然，对于专家辅助人这一制度，立法者应当在法律中对专家辅助人的资格、诉讼地位、权利义务以及出庭程序等予以明确，以确保该制度的良性运行。换而言之，据以裁判的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也充分体现了时代性的特征，即只能表明该鉴定结果在此阶段是正确的、科学的，而无法确保鉴定结果将来是否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而改变，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

（4）有关事实是否可以在不依靠专家帮助的情况下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澄清。专家咨询，指由法官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就专门性问题进行咨询。如果一味等到标准制定或修订，则很可能已经违背诉讼时限的要求，甚至可能造成无法对犯罪行为人进行追诉的情形出现。世富公司与河南公专司法鉴定中心对原鉴定项目与鉴定人资格等存在争议。对于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等可以实行登记管理，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准入退出时严格对照相应的准入细则和条件。

{32}虽然对帮助当事人针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专家辅助人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在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方面还存在定位不清的情况，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再次加以明确。如果法庭裁决，尤其是证据的确认没有得到诉讼双方当事人信服，或是社会公众认可，则很可能会造成新的社会矛盾，或者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换言之，法律若要保护一个集体法益，它就必须清楚地知道应当如何描述损害集体法益的具体行为，而且它能够禁止的也仅是那样的行为。

然而，社会制度法益并非如此。尽管到目前为止，对哪些内容可以被纳入集体法益中的问题，学界尚未有精确的定论，但是，集体法益的主要涵摄范围可以被确定。(32) 例如，如果没有货币制度，或者人们不相信货币制度具有有效性，那么，以物易物的情形将越来越盛行，这将导致人们必须付出更多的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进而压缩个人的自由空间。在这个系统中，自然要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人类与自然之间形成共生共荣的复杂关系。

陈宝雄等：《我国外来入侵生物防控现状、问题和对策》，《生物安全学报》2020年第3期，第160页。(59) 当然，上述的分析只是从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的理论模型角度所进行的说明。

(97)然而，这样的判断过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在理论上，人们经常以应否禁止深夜在街头吹口哨的行为为例来说明累积效应的真实性的重要意义。(101)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粤03刑终1098号。比如，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虽然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但是，学界普遍认为，该罪属于针对个人法益的抽象危险犯。

其五，非法获取的野生动物没有被混入合法的人工繁育产品的市场贸易中。同时，集体法益有一个特点，即在累积危险达到一定量之前，集体法益的功能并不会受损或者受损轻微，此时集体法益的功能依然完整。(31)参见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62)参见黎宏：《预防刑法观的问题及其克服》，《南大法学》2020年第4期，第2页。

因为对于个人法益的保护而言，我们并不需要审查被害人整体的人身或财产是否受损。案情显示，行为人从2014年4月开始非法收购或繁殖珍贵、濒危的鹦鹉，并出售牟利。

(88)如果集体法益还原论是前一个意义上的还原论，则不存在问题。因此，为保护未来世代人类的生存可能性，保护环境是必要的，甚至完全可以动用刑法手段。

与之不同，集体法益多是人为设定的利益，是人的理性选择，并且是人们通过外在力量对人的自由进行控制而得来的利益。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再结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对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展开说明，澄清理论分歧，明确刑罚边界，以期既能够实现对集体法益进行刑法保护的目的，又不至于过度地侵犯个人权利。(50)其理由在于，国家若欲处罚累积危险行为，要么只能通过主张这些行为会大量频发来论证可罚性，而不考虑各个具体行为能否侵害法益，要么只能主张许多违反规则的行为相加会导致法益被侵害。所以说，社会制度作为集体法益而受到保护，这完全符合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目的设定，即主要为个人人格的自由发展创造社会性条件。对累积危险行为的处罚并不意味着，行为人需要对他人的不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三、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路径 在将集体法益的主要类型定位为社会制度法益与环境法益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才会使集体法益受到损害。

(93)参见蓝学友：《规制抽象危险犯的新路径：双层法益与比例原则的融合》，《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139页。(88)参见黄鹏：《刑法法益的学术谱系》，《西部法学评论》2020年第3期，第32页。

我们只有先对集体法益进行清晰界定，再去讨论如何通过刑法来保护这些集体法益之问题，才会有意义。这些法益被普遍认可，并基本涵盖了需要刑法保护的主要个人法益类型。

若人们放弃沟通，则会降低人们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的可能性，进而因此影响到经济活动。相反，无论是基于经验推理，还是基于逻辑演绎，将集体法益犯罪作为累积犯的类型(累积构成要件)，这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

这两种论证思路都存在问题，因为这两种论证思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个人并非仅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处罚，其还要因他人的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即使我们都得出肯定答案，这些答案也无法成为个别的粮食收购行为应当人入的决定性理由。在此情况下，其实已经不大可能会再发生类似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94)参见蓝学友：《规制抽象危险犯的新路径：双层法益与比例原则的融合》，《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147页。

理由有：第一，在侵害个人法益的场合中，反对观点认为，一个打他人耳光的行为可构成故意伤害罪，哪怕被害人的身体系统的完整性并未受损，即使是一个对被害人财产影响不大的欺骗行为，也可能成立诈骗罪。所以说，每个污染行为都具有累积危险行为的性质。

注释： ①参见钟宏彬：《法益理论的宪法基础》，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53-155页。(19) 实际上，人们将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抽象事物作为集体法益来理解，人们的理解本身多是以对经验事实的描述为基础。

笔者对集体法益还原论存有疑问。(81)本文在此处使用深夜在街头吹口哨这一例子，主要是想通过这一例子来说明累积效应的真实性的重要意义。

其二，合法的人工繁育产品满足大部分需求且需求不会增加。又如，在王力军非法经营案中，王力军在未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且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情况下，擅自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白脑包镇附近村组收购玉米，并将所收购的玉米卖给巴彦淖尔市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杭锦后旗蛮会分库，经营数额为218288.6元，获利6000元。(42)黑芬德尔支持这种理念，并对该理念的适用范围进行了实质性拓展。敬力嘉：《实质预备犯语境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教义学重述》，《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第131页。

制度利用者所享有的自由是值得法律保护的。1.集体法益犯罪立法的目的正当性控制 首先，关于集体法益犯罪的立法应以保护重要的社会制度法益与环境法益为主要目的。

(106)在刑法对集体法益进行扩张保护的趋势兴起之前，法益论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是，随着与集体法益有关的刑事立法大量出现，人们对法益论的信任开始动摇，人们产生了是否还能用法益论来解释新的立法、法益论是否还能发挥限定刑罚边界的功能等疑问。当行为对个人法益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单个人，也波及社会系统的整体稳定时，该影响即表现为社会秩序的混乱。

集体法益应满足法益概念的基本要件，否则，便不是适格的集体法益。若法律无法对行为进行清晰描述，则无法确定哪些行为因其可产生损害后果而应当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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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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